最早為襄陽編纂方志且有輯本流傳至今者, 應該是晉代的習鑿齒。這部方志被稱為《襄陽耆舊記》或稱為《襄陽耆舊傳》。究竟稱“傳”還是稱“記”, 南宋之初, 就有人討論過。晁公武在《郡齋讀書志》中說, 《隋書 經籍志》曰《耆舊記》, 《唐書 藝文志》曰《耆舊傳》。觀其書, 記錄叢雜, 非傳體也。名當從《隋書 經籍志》, 稱《耆舊記》。清代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六月, 任兆麟為心齋十種本所作序中說：“考原書, 前載人物, 中載山川、城邑, 後載牧守。”“今本不載山川、城邑, 則雲傳亦可。然前人所引率稱記, 則仍舊名為得也。”看來, 任氏同意稱“傳”, 又以為稱“記”要好一些。理由是“前人所引率稱記”（其實並非如此, 唐代皮日休就稱《襄陽耆舊傳》）。到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五月, 吳慶燾在為重輯本所作序中說：“《襄陽耆舊記》, 隋、唐志皆五卷, 《宋志》同《隋志》作‘記’, 《唐志》作‘傳’。馬氏《通考》引晁氏說, 以為名當從《隋志》, 是也。”吳慶燾贊同書名以《襄陽耆舊記》為好。這種稱“傳”、稱“記”的討論, 雖然沒有多大的意義, 但卻引起我們對習鑿齒所撰時書名的考查。
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》時, 引錄了許多習鑿齒的著述, 其中《襄陽記》就有近二十條之多。除《吳書》中一條是解說襄陽地名“柤中”外, 皆為介紹襄陽人物。在《三國志注》中沒有一條出自《襄陽耆舊傳》或《襄陽耆舊記》。這就是說, 習鑿齒所撰為《襄陽記》而不是《襄陽耆舊傳》或《襄陽耆舊記》。《耆舊傳》、《耆舊記》是《襄陽記》失傳後, 後人輯錄時所加添之名。裴松之能夠引《襄陽記》為《三國志》作注, 說明當時《襄陽記》猶存。裴松之是南朝宋人, 注《三國志》告成于宋文帝元嘉六年（429）。《襄陽記》亡佚於何時, 我們只能做大致的推測。《隋書?經籍志》中已無著錄, 卻有《襄陽耆舊記》五卷。顯然, 隋代《襄陽記》原本已經亡佚。不僅《襄陽記》, 裴松之注引魏、晉人著作二百十種中的五十餘種不見著錄。這不得不使人想到梁代末年那場古代典籍的厄運, 梁元帝蕭繹在江陵焚書二十余萬卷。習鑿齒所著《漢晉春秋》、《襄陽記》很有可能在被焚之中。後人輯佚本, 如果僅載人物, 稱“傳”猶可。如果“前載人物, 中載山川, 後載牧守”, 稱《耆舊傳》、《耆舊記》均為不妥。因為“耆舊”一語不能涵蓋“山川”和“人物”。
習鑿齒所撰《襄陽記》, 對後來地方誌編纂影響甚大。晉宋間就有范汪《荊州記》、庾仲雍《荊州記》、高范《荊州先賢傳》及無名氏的《荊州土地記》先後面世。南朝宋有郭仲產的《南雍州記》（又名《襄陽記》）、盛弘之的《荊州記》、劉澄之的《荊州記》及無名氏的《荊州圖副》。齊梁時期則有張瑩的《漢南記》、鮑至的《南雍州記》、王韶的《南雍州記》、無名氏的《雍州記》、蕭世誠（繹）的《荊南志》等。可惜的是這些典籍亦皆亡佚, 我們只能從輯佚的些許條文中窺測它的全貌, 這些條文為我們研究襄陽歷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。
習鑿齒《襄陽記》亡佚後, 至遲在隋代就有了名為《襄陽耆舊傳》或《襄陽耆舊記》的輯佚本流傳。這從唐初編纂大型類書《藝文類聚》的引用典籍可以看出。同盛唐時期編纂的《初學記》一樣, 引述中時稱《襄陽耆舊傳》, 時稱《襄陽耆舊記》, 時稱《襄陽記》。晚唐襄陽詩人皮日休把《襄陽耆舊傳》帶到了蘇州, 好友陸龜蒙讀後寫有《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》長詩一首。詩中提及的耆舊人物有宋玉、龐公、孔明, 還有“三胡”、“二習”。從“三胡”、“二習”分析, 此本與後來輯本應有不同。今所見者何止“二習”？所謂“三胡”, 未知那三胡, 又為今見本所無。我在《評注》時僅憑推測, 以為是賢牧中“胡烈及其兄胡奮、胡廣或胡世元”。皮日休的《襄陽耆舊傳》, 當為另一個版本。唐代除有《襄陽耆舊傳》行世外, 還有吳從政所撰《襄沔記》（《宋史?藝文志》稱《襄沔雜記》）三卷面世。吳從政, 號棲閑子, 籍貫鄉里不詳。大概是盛唐時期人。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雲：“《襄沔記》三卷, 唐吳從政撰。刪《荊楚歲時記》、《荊州記》、《南雍州記》等, 集成此書, 其記襄漢事蹟詳矣。”還有佚名氏《襄陽風俗記》、《襄州圖經》、《穀城縣圖經》等行世。
宋代《襄陽耆舊傳》有了刻本, 市博物館藏有一本《襄陽耆舊傳》, 結尾署：“系右漕司舊有此版, 歲久漫不可讀。於是鋟木口口郡齋庶幾流風遺跡來者考焉。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琚識”。吳珺是南宋孝宗、甯宗時代的書法家。《書史會要》評他的書法藝術為“字劃類米芾, 而峻峭過之”。《容台別集》也說“吳珺書自米南宮外, 一步不窺。京口北固山有‘天下第一江山’榜書, 即其筆也。”琚字居父, 號雲壑居士。開封人。其父吳益為宋高宗吳皇后之弟, 封太甯郡王。吳珺雖然出生在貴族之家, 但卻“惜名畏義, 不以戚畹自驕”。太學讀書之時, 即工翰墨, 深得宋孝宗的喜愛, “常召之論詩作字”。乾道九年（1173）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。其後, 曆尚書郎部使者, 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。又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。甯宗初（1195）, 祠奉朝請, 不久, 知鄂州, 再知慶元府, 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。吳珺在紹熙元年（1190）至紹熙二年（1191）曾任襄陽太守。
這本《襄陽耆舊傳》不分卷, 所傳耆舊, 起自宋玉, 止于杜甫。所載賢牧起于魏時胡烈, 止于五代漢安審琦。最後有賢宰劉秀之、傅僎、庫狄履三人。顯然, 此刻本是對習鑿齒所傳襄陽人物的續寫本。
在吳琚刻印《襄陽耆舊傳》之前五年, 宋孝宗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, 襄陽府知府高夔命州學教授劉宗編撰了一部《襄陽志》, 共四十卷。《文獻通考》曰：“郡守岣山高夔命教授劉宗、幕官上蔡任澮編纂為書, 既詳備, 而刊刻亦致, 圖志之佳者”, 陳鍔也說“最稱詳備。”這部《襄陽志》或許是襄陽府最早、最完備的地方誌著作。有論者認為, 高夔是宋徽宗末時任襄陽郡守的, 劉宗編撰《襄陽志》“當完成于高夔任滿的宋宣和七年（1125）。”此論, 不知有何依據。峴山石幢題名中,
有淳熙乙巳（1185）的題名：“淳熙乙巳, 臨川王厚之順伯被命指置郵傳至襄陽。孟冬二日還轅。朐山高仲一。永嘉劉義山。中山閻口英餞別於峴首。天宇清肅, 北望中原, 慨然久之。”題名四人中, 高仲一, 當是知襄陽府的高夔。又, 《續通鑒》於淳熙十二年九月載：“丁酉, 郭杲申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。……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, 知襄陽府高夔、京西運判劉立義、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, 奏襄漢之間麥稻熟時。”由此知, 高仲一非高夔莫屬。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十一月, 在襄陽知府任也是可以肯定的。宣和七年至淳熙十二年, 中間相距五十年, 高夔不可能兩任襄陽知府。淳熙十二年, 高夔命州學教授劉宗編纂《襄陽志》, 應該是沒有疑問的。
明代萬曆年間, 《襄陽耆舊傳》又有了新刻本。萬曆二十一年（1593）, 時任提督太岳太和山、兼管撫民分守下荊南道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, 鵝湖陸長庚, 為之作序。開篇雲：“《襄陽耆舊傳.》, 紹聖初, 太守吳琚刻於郡齋, 泯滅久, 郡不得而覲焉。司寇胡公價, 初令臨海,
得于學士先生梓以歸。前載人物, 中載山川、城邑, 後載牧守。晁氏謂, 記錄叢雜, 非傳體也, 名記可已。”胡價是宜城人, 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進士, 官至刑部右侍郎。陸長庚認為胡價所得《襄陽耆舊傳》即吳琚刻本, 顯然是不對的。吳琚刻本是沒有山川、城邑的。胡價臨海本應該又是一種版本, 屬五卷本。或許因為晁氏之語, 此次刊刻刪去了“山川、城邑”部分。這可以從清乾隆時任兆麟《心齋十種》序中得到證實：“余家藏有《襄陽耆舊傳》一冊, 亦習氏所著, 前神宗時（即萬曆）郡齋刊本。考原書, 前載人物, 中載山川、城邑、後載牧守。隋志稱記, 唐志始稱傳。今本不載山川、城邑, 則雲傳亦可。”所謂“考原書”的原書, 當即胡價所得臨海本。由是知明萬曆刊本即臨海本刪節山川、城邑之刻本。明萬曆刻本是否依據宋代吳琚郡齋刻本, 清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吳慶燾提出過疑問。他在重輯本序中說：“觀鵝湖陸氏序, 知任書蓋據吾鄉胡玉如（胡價字玉如）先生臨海刊本。而臨海本之為吾宗雲壑（吳琚字雲壑）本否, 未可知也。”“心齋自雲所藏為神宗時郡齋刊本, 似即雲壑本。”考諸文博館藏本, 我們認為明清所刊《襄陽耆舊傳》均與吳琚郡齋本無關。《襄陽耆舊傳》五卷本（臨海本）在萬曆中被刪節為三卷本, 到光緒二十五年吳慶燾重輯為五卷本。其源流還是較為清晰的。
